戶籍制度是隨著國家的產生而形成的一種社會制度，是指通過各級權力機構對其所轄范圍內的戶口進行調查、登記、申報，并按一定的原則進行立戶、分類、劃等和編制。它是統治者征調賦役、落實行政管理、執行法律的主要依據，也是國家對農民實行道德教化、經濟剝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徑，所以，歷代王朝都沿襲著這一制度。
一、戶口登記制度的演變
戶籍制度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登記制度；一是管理制度。戶籍登記在我國很早就出現了。據甲骨文記載，商王朝已開始實行人口登記制度，有"登人"或"登眾"，即臨時征集兵員的記載。如殷墟甲骨卜辭"辛巳卜，貞，登帚好三千，登旅萬呼伐"，"登人三千呼戰"等等皆是。《尚書·多士》篇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可見當時已有了人頭統計。這可以視為我國戶籍登記制度的萌芽。
西周時創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記辦法。據《周禮·秋官·司民》記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辯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見，當時已設立了掌握戶籍的官職"司民"，對生齒（男孩滿8個月，女孩滿7個月為生齒）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別登記于冊，即"書于版"，并分城（都）鄉（鄙）進行人口統計（這是目前已知我國最早的城鄉人口劃分）。另外，每年要對人口的出生和死亡進行登記，以掌握自然變動情況，每隔三年進行一次人口調查核實（即"大比"），孟冬（陰歷十月）時上報。所以說，周朝已有了戶籍登記制度的雛形。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擴大兵源，增加賦役，穩定社會秩序，紛紛建立嚴格的戶籍登記制度，即"書社制度"和"上計制度"。"書社制度"的內容是：百姓25家為1社，"社之戶口，書于版圖。""上計制度"是：郡、縣長官每年于年底前將下一年度的農戶和稅收的數目作出預算，書之于木券上，呈送國君。如商鞅變法規定"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隨著封建制度的日趨成熟，戶籍登記制度也日趨完善，周知民數已成為立國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規定男子不論成丁與否，一律登記年齡。漢代，戶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學者認為是年年更造），縣、道官吏負責對戶口的驗查和登記，時稱"案戶比民"，簡稱"案比"。案比的時間在當年仲秋之月（8月）。屆時，老百姓必須扶老攜幼，前往縣府，聚集廷中，待接受主吏的驗閱。戶籍的載入者主要是20-60歲的男子。為了防止人們為逃避苛役而瞞報、虛報，政府還特意制訂了臨時性的查察措施。
魏晉南北朝時期沿襲了秦漢時期的戶籍登記制度，實行黃籍、白籍制，黃籍記載服役年齡的人口，白籍記載流亡江南的北方人口。東晉南朝時期，由于戰爭頻繁，戶口流徙嚴重，為了整理戶籍，實行了多次"土斷"，將北方僑居人口和浮浪人口，統一登入當地戶籍，加強對他們的控制，以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隋唐時期實行"輸籍定樣"制，規定：民始生為黃，4至15歲為小，男子16至20歲為中，21至59歲為丁，60歲為老。唐玄宗時改18至22歲為中，23歲為丁。國家每年一造計帳，3年一造戶籍。戶籍簿一式三份，一份留縣，一份送州，一份送戶部。編制戶籍時，"縣司責手實計帳，赴州依式勘造，鄉別為卷，總寫三通。其縫皆注某州某縣某年籍，州名用州印，縣名用縣印。"唐代仍實行"案比"制度。唐代人李賢為《后漢書》作注，稱漢代的"案比"，在唐代叫"貌閱"。敦煌文書唐代籍帳殘卷中，關于被登記人的面貌特征和疫疾的情況的記載很多。如某人"右足跛"、"耳下小瘤"等。案比之后，正式造籍，其原則是自生齒以上，人皆著籍。根據北朝西魏大統13年（547年）敦煌地區的計帳文卡看，從黃（1-3歲）、小（4-9歲）到老（60歲以上）、侯（殘疾、廢疾、篤疾），從家庭成員到奴婢、養子都登記在冊。這種戶籍格式，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
宋元時期戶口的編造時間間隔也是三年。"三年一大比，造戶籍、上計帳。每造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府，一申省部。"宋代是編造五等丁戶簿，重點是評估和確定戶等。元代在村社還置有一種鼠尾簿，隨時登記戶口的變動。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詔，戶部籍天下戶口，并置戶貼。登記的主要內容是籍貫、丁口、姓名、年齡等。為防止假冒、偽造，政府將戶貼"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于部，貼給于民"。上報方式是地方基層組織將當地戶口"取勘明白"，匯集后到縣，"縣報于州，州類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布政司，布政司總類呈報本部立案，以憑稽考"。清朝基本繼承了明代的戶口登記制度。最初是三年一編審，后來改為五年一編審。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戶口編審制度，代之以通過"歲計"了解各地戶口增減情況。
民國時期先后出臺了《戶籍法》（1931年）和《戶口普查法》（1947年），推行國民身份證制度（1946年），建立了各級戶政機構。
以上可知，歷史上各王朝對戶籍登記是十分重視的，特別是在新舊王朝更替之際，新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保證賦稅收入，總是率先對國家的戶籍進行整頓和制定。如東魏自喪亂之后，"戶口失實，徭役不均。"孝靜帝下令括戶，"得無籍之戶六十余萬。"明洪武元年初，下令整頓戶籍，規定"凡各處漏口、脫口之人，許赴所在官司出首，與免無罪，收籍當差。"戶籍的登記上報是政府官員的一項重要工作。
二、戶籍管理制度的歷史發展
戶籍管理亦即人口合法居住地的管理，所謂"合法"即政府將其編入戶口冊簿，視為一地正式居民。他們既承擔國家賦役，又可享受讓子女參加科考等權利。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采用"編戶"、"定籍"的辦法管理戶籍。如建立居民組織：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一鄉，五鄉為一軍（齊國）；建立"春曰書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之"的戶籍核查統計制度等。
秦統一全國后，形成了嚴密的戶籍管理辦法。在理論上，國家是戶籍的管理者，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僅靠為數不多的地方官員對人口實施具體管理，往往難以達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因此，秦朝政府利用社區組織加強控制，進行什伍編制，"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長"，實行"連坐制度"；"使民無得擅徙"，人口遷居，應請求地方官吏"更籍"。戶籍管理制度已相當完備了。漢承秦制，戶籍管理又有發展。劉邦委任蕭何作丞相，蕭何編制《九章律》，其中的"戶律"規定了詳細的戶籍管理辦法，實行編戶齊民，歷史上首次將戶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規范。
為了確保戶籍管理的實施，秦漢魏晉時期實行鄉里制。西漢時，"鄉間居民十里為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東漢時，"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北魏時實行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了防止脫籍，政府嚴禁自由遷徙，規定未經鄉亭批準、結清賦稅，不得遷徙更籍，違者受罰。這樣基層組織無形中就有了控制農民遷徙自由的權力。
唐朝實行鄉保制，五家為一保，四家為一鄰，百戶為一里，五百戶為一鄉。每里置正一人。里長的職責是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偽，催驅賦役。"《唐律疏議·訟律》載："同伍保內在家有犯，知而不糾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戶籍控制更趨嚴密。
宋朝實行都保制，"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力者一人為保戶；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長"。保內設置有掛牌，以書其保內戶數姓名。同保中如發生"強盜、殺人、放火、強奸、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同保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元朝實行的是村社制，五十家立為一社。
明朝是里甲制或稱保甲制，"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攤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明代法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離鄉百里，都必須持"路引"，"路引"實際上就是離鄉的證明。
清朝稱為保甲制，光緒《大清會典事例·戶部》規定："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一張，備書姓名丁數，出則注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來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戶有遷移，隨時報明，換給門牌"。攤丁入畝實施后，戶籍編審停止，保甲制度越來越得到重視。
民國時期，《戶籍法》已經推行。1931年和1935年，國民黨政府又頒布和修訂《戶籍法》及實施細則。1937年，頒布《保甲條例》，在全國統一建立保甲組織，實行"聯保連坐"制。
編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編制者善惡以告。脫漏戶口，自占年齡不實，逃離本土不承擔田租賦役，屬于惡，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發之責，要連坐，包賠逃戶的田租徭役。如漢朝規定："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包出，后亡者為先亡者服事。"西晉政府規定，舉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長斬首；北周時頒布《刑書要制》，規定"正、長隱五戶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至死"；隋朝時，《隋書·刑法志》規定，"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坐家質作"；宋唐時期對脫戶者同樣嚴懲不貸，主管戶籍的官吏也受到牽連；明朝法律規定："凡民戶逃往鄰境州縣，躲避差役者，杖一百，發還原籍當差。其親管里長，提調官吏鼓縱及鄰境人戶隱蔽在己者與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頒布榜文："今后里甲鄰人、老人所管人戶，務要見丁著業，互相覺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務。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鄰人不行赴官首者，一體遷發充軍"。
政府通過戶籍的整頓和嚴密的"什伍相保"、"什伍連坐"制度強制百姓，力圖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這種政策的確能收到一時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備相對穩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橫征暴斂，或遇天災人禍，在貧困的煎熬和饑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將成為一紙具文。
三、歷史上戶籍制度的特征
中國的戶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規模。此后，經過三國至南北朝的整頓，到隋唐時期日趨完備和周密。從商代的"登人"到漢代的"編戶齊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展現了我國戶籍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戶籍制度的發達。
從世界范圍看，我國歷代政府對戶口管理的重視程度是最高，它通過體系完備的社區組織、行政網絡克服了人口分散居住的特點，建立起了自下而上的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我國歷代政府之所以重視戶籍管理，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借此為國家的生存籌措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料。
深受傳統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影響的我國歷史上的戶籍制度，表現出以下特征：
一是戶籍地域性。由于人口與賦役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政府千方百計將人口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圍中，限制其流動，甚至把任意離開戶口所在地視為一種犯罪而加以懲處。如金朝規定："避役之戶舉家逃于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明朝規定："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在農業社會，以土地為主的生產經營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本來就具有制約人口流動的客觀條件，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從外部加強了這種安土重遷的特征，人身的束縛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封閉，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是戶籍等級性。中國傳統社會曾出現過特權戶種、民籍戶種和賤籍戶種等類別，其戶籍地位逐級降低，界線分明。其中，特權戶籍以宋代的官戶最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權：蔭補，即做官的資格，減免某些稅收，差役免除和減免刑罰等。作為特權戶種的官戶在宋代以后消失了。民籍戶種是平民百姓擁有的戶籍，是主體戶種，包括民戶、匠戶、灶戶和鋪戶等。這些人是國家賦役的重要承擔者，其社會地位基本相同。而賤籍戶種的社會地位低于平民，包括軍戶、錄戶、雜戶、樂戶和丐戶等。
三是戶籍世襲性。嚴格的戶籍管理不僅體現在對人口生存地域的控制上，而且體現在對人口等級、職業的控制上，即同人口的地域流動一樣，人口的等級、職業也被戶籍標識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級、職業間的流動受到制約，戶籍是世襲的。如軍戶、匠戶和雜戶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襲性。軍戶自東漢末和三國時出現歷朝各代均實行世襲制，以達到"兵之子恒為兵"的目的。三國時期，軍戶的兒子世襲為士兵，女兒也只能在軍戶內嫁人，形成了戶籍對婚姻的制度性限制。雜戶主要是指擁有各種技能、技巧的專業戶。北朝時就規定他們的子弟要世襲父業，不得進學受教育。匠戶主要是指各種手工業者。唐朝政府對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戶的世襲性作出了明確規定，《大唐六典》卷7載："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別入諸色"。宋元以后控制更嚴，《元史·刑法志》載："諸匠戶子女，使男習工事，女習黹繡，其輒敢拘刷者，禁之"。
四是戶籍的社會治安職能。戶籍管理一般應是人口的統計和管理工作，與社會治安并不直接相關。但是在我國歷史上，戶口的管理也對人口活動行為進行制約，它對封建秩序，特別是治安秩序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宋代以后出現保甲制，賦予了戶籍管理一項重要的社會治安功能。各種行政單位、各種身份的人都要被編入其中，形成一個遍布各地、各行業將各種職業者聯系并束縛在一起的社會治安網絡，從而成為政府加強其統治基礎的重要措施。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廢止了舊的戶口制度，制發了新的戶口簿冊，建立了新的戶口登記制度。但由于歷史傳統、文化觀念和計劃經濟體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從總體上看，仍保留有大量傳統戶籍制度的內核。如戶籍帶有深深的身份烙印，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之間存在著等級差異性，享受的待遇明顯不同；戶籍被打上世襲的烙印，農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學等少數途徑外，絕大部分都承襲父母的農村戶籍；戶籍管理帶有很強的社會治安功能等。
隨著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現行戶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顯，戶籍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我國應盡快變戶口的靜態管理為動態管理，淡化戶籍制度對經濟活動的制約作用，實行用工制度與戶籍制度彈性掛鉤，加速實行證件化管理，用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控制手段調節人口遷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