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奸未遂案諒解書怎么寫及賠償
法律分析:刑事諒解書本身并無固定格式,出具諒解書的目的是減輕犯罪嫌疑人處罰,有的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所以諒解書是受害人向犯罪人員的家屬開具的,一般由承辦律師為犯罪嫌疑人進行具體辦理,但如果情節輕微不需要聘請律師的,可以參照本諒解書格式。諒解書前提造成受害人傷害,應當寫明賠償已達成協議,并且實際賠償結束,如果沒有致受害人傷害則無需要表述,但諒解書的重點要表達清楚受害者已經諒解,同時受害人請求免予追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八十八條 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
第二百八十九條 雙方當事人和解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聽取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對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進行審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
第二百九十條 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強奸罪能調解嗎?
錢楓強奸一案中,女方報案后警方要對此案進行調解,強奸案不是刑事犯罪啊?還可以調解嗎?如果調解成功女方選擇和解,強奸犯就能無罪嗎?強奸罪不可調節。在生活中我們見到過各種各樣的案件,根據性質不同,懲處的力度也是不一樣的。通常的民事案件都是可以調節的,但如果是強奸案件,那么則是不可以進行調節的,因為強奸屬于公訴的刑事案件。
即使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達成了有關的賠償協議,也還是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只是在雙方達成賠償協議并且犯罪嫌疑人獲得受害人出具的《諒解書》之后,犯罪嫌疑人的處罰力度才能夠有所減小。
強奸罪已經屬于刑法定罪的范圍, 具體量刑是根據事態的嚴重程度和受害人權益被侵犯的嚴重程度來決定,刑法是不容以任何方式去“輕描淡寫”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
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二)強奸婦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的。
(四)二人以上輪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
參考案例
張某對劉女士一直有著愛慕之心,兩人的關系也一直很不錯。后來張某和劉女士之間的感情也在相處中不斷升溫,最終兩人成為了男女朋友。有一天晚上,張某約著劉女士外出看電影,在電影散場之后,張某以天色較晚的理由,和劉女士商量去住賓館,劉女士也答應了張某的要求。
后來,到達賓館之后,當兩人被告知只有一間房的情況下,劉女士想要回住處。但是經過張某的一番勸說,最終還是勉強答應在一個房間休息,不過劉女士聲明,張某不得對其作出不軌行為。
但是真當居住在一個房間之后,張某露出了真實面目,強行和劉女士發生了關系。事情發生后,劉女士選擇報警。在警方到達現場時,張某強行狡辯,說自己和劉女士是男女朋友,雙方是自愿的。
但是很顯然這樣的說法是站不腳的,在強有力的證據之下,張某被以“強奸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通過這個案例我們也可以看出,不論雙方是什么關系,只要一方在對方非自愿情況下強行發生關系,都是違法的。
結束語
強奸罪是不能進行調節的,因為這種行為已經屬于刑事犯罪范疇,性質為公訴案件。不過卻可以根據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態度和賠償力度,決定刑事處罰力度的大小。
強奸罪支持精神損害賠償嗎
強奸罪支持精神損害賠償嗎本文轉自【法制日報】;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方燕提交議案,建議在未成年人保護法(草案)中增設被性侵未成年人精神損害賠償機制。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大多數只是獲得民事賠償,獲得精神損害賠償的少之又少。近年來,江西律師在辦理性侵害法律援助案件中勇于探索,積極為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爭取獲賠精神損害賠償金而努力。
贛州市贛縣區居民大軍的女兒小花出生于2005年8月,是一名初二學生。2018年9月,小花與同學小明(2003年2月出生)確立男女朋友關系。同年12月,小明明知小花系未滿14周歲的幼女,仍在學校女生宿舍與其發生第一次性關系。之后,二人發生10次左右性關系。2019年5月,小花被查出懷孕。
案發后,小明主動歸案,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且認罪認罰。
得知消息的大軍精神幾乎崩潰,小花也無臉再去上學。大軍找到贛縣區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律師吳智堯尋求幫助。
“兩人都是少年且為戀愛關系,如要獲得精神撫慰金等經濟賠償,打官司很難得到支持,只有通過調解。”吳智堯告訴大軍。
鑒于小明的行為已經構成強奸罪,他本人也屬未成年人,贛縣區法律援助中心此前已經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經了解,小明跟父親和繼母一起生活,父親忙于養家糊口,忽略了教育,對兒子的行為感到十分內疚,愿意賠償女孩家的精神損失費。不過,擔心賠償數額太高負擔不起,也怕賠錢后小明還要坐牢。
“只要達成賠償協議,取得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諒解,對小明的量刑是有幫助的。”吳智堯耐心做小明父母思想工作的同時,積極聯系贛縣區人民檢察院,建議從不影響小孩今后成長角度考慮,在賠償到位并得到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諒解的情況下對小明適用緩刑。
在法援律師的周旋和辦案人員的協助下,雙方終于達成賠償協議,由小明父母賠償小花家包括精神撫慰金在內的經濟損失8萬元。同時,小花所在中學與小花就民事補償達成協議,支付5000元補償款。
鑒于此,檢察機關向法院建議判處小明緩刑。2019年12月,贛縣區人民法院一審以強奸罪判處被告人小明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
“為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爭取精神損害賠償,需要其監護人的支持,僅有律師的努力還遠遠不夠。”南昌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律師張忠良告訴記者。
家住南昌市東湖區的未成年幼女軒軒出生于2008年4月,是一名單親母親撫養的未成年幼女。其母親因工作原因無力照看軒軒,于2015年10月將其送交某托管所全托。
2015年底至2017年1月,托管所負責人之父夏某以給軒軒零錢相利誘,多次實施猥褻。
2017年5月,此案經東湖區公安分局偵結后將移送東湖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損害賠償一般只會支持直接損失費用,不支持精神撫慰金。”張忠良建議軒軒母親,通過民事調解的方式處理此案。
然而,張忠良多次聯絡被告人的女兒及其代理律師商量民事賠償事宜時,對方均一口回絕。“可以以被告人拒不認罪、拒絕賠償受害人損失為由,向法院提交要求對被告人從重處罰的請求。”張忠良建議軒軒母親放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權,待刑事案件結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屆時將托管所負責人列為共同被告,希望法院判決其承擔一部分精神撫慰金。
2018年4月,東湖區人民法院一審以猥褻兒童罪判處被告人夏某有期徒刑3年。夏某不服提出上訴。
在等待二審判決期間,張忠良為受害人寫了將被告人夏某及托管所負責人列為共同被告的訴狀。
二審法院宣判維持原判后,軒軒母親看到被告人得到了應有的處罰,不希望今后的訴訟加深對軒軒的傷害,決定放棄民事訴訟,法律援助也隨之撤銷。
“因托管所負責人在民事案件中存在管理不當責任,原設想將其列為共同被告承擔一部分精神撫慰問金。”張忠良說,軒軒母親出于保護孩子的目的放棄訴訟,使得援助律師為其爭取精神損害賠償的目的沒能最終實現。
(文中未成年人均為化名)
被強奸開諒解書賠償
強奸犯罪的嚴重性和對受害人的傷害遠非簡單的賠償所能解決,諒解書也無法替代法律程序中的賠償和制裁。
一、強奸犯罪的性質與后果
強奸是一種嚴重的性侵犯犯罪,不僅侵犯了受害人的身體權,還對其心理、情感和社會生活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因此,強奸犯罪的后果遠非簡單的賠償所能解決。
二、諒解書的定義與功能
諒解書通常是在雙方發生糾紛或沖突后,通過協商達成的一種書面協議,旨在解決糾紛并避免進一步的法律訴訟。然而,在強奸犯罪中,由于犯罪性質的嚴重性,諒解書可能無法完全發揮其功能。
三、強奸案中諒解書的效力問題
在強奸案中,由于犯罪行為的嚴重性和對受害人的巨大傷害,諒解書往往不能作為免除犯罪者刑事責任的依據。即使受害人出具了諒解書,犯罪者仍可能面臨法律的制裁。
此外,諒解書也不能替代法律程序中的賠償。強奸犯罪的賠償通常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醫療費用賠償等,這些賠償需要通過法律程序進行認定和支付。
四、受害人權益保護與法律援助
對于強奸受害人來說,保護其合法權益和提供法律援助是至關重要的。受害人有權向司法機關報案并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責任,同時也有權要求犯罪者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
綜上所述:
被強奸后開諒解書賠償并不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強奸犯罪的嚴重性和對受害人的傷害遠非簡單的賠償所能解決,諒解書也無法替代法律程序中的賠償和制裁。因此,對于強奸受害人來說,通過法律程序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賠償責任是更為合適和有效的途徑。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
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奸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
(二)強奸婦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場所當眾強奸婦女的;
(四)二人以上輪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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