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個別客戶事務的關系，最近這一個禮拜好像拜訪了幾個派出所好多次，既跑了杭州的幾個派出所，也跑了上海某區的派出所跟公安分局。無他，都是因為報案的事情。原以為作為公民向公安機關報案，只是提供自己了解到的情況而已，只要主觀上不是報假警，不是作偽證，不是誣告陷害，那么應當是一個相對簡單的程序性事項。可沒想到我以律師身份分別陪同兩位客戶去不同的派出所報案，都被拒之門外，而且拒絕的理由實在經不起推敲，令我作為法律共同體一時間感到無fuck說。在法言法，既然報案是一項司法程序，那么我就從現行法律法規來說明，報案究竟是一種什么司法程序：

我國現行《憲法》第41條規定了，任何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雖然是專指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權利，但舉重以明輕，也說明了《憲法》賦予了公民監督權。再看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就規定的更詳細了，《刑訴法》第108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報案或者舉報。這也就是說明了，報案人是沒有任何身份要求和主體限制條件的，只要是了解案情的人，都可以成為報案人。其實這也是符合《刑訴法》第六條關于公檢法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依靠群眾的規定的。鼓勵盡可能廣泛的公民為打擊違法犯罪行為提供線索，這應當也是可以節省司法資源的一種方法。

那么依法公民該如何行使報案權，或者說報案的流程應該是怎樣的呢？我仔細翻閱了《刑事訴訟法》跟公安部在2012年制定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對于普通公民行使報案權的流程，畫了下面這個圖：
上面這張圖基本上可以說明我國現行的報案體系應該是這樣的：

（1）報案不分區域，不論管轄地，《刑訴法》跟《公安機關程序規定》其實都沒有規定報案需要按照管轄地來確定，任何公民可以向任何地區的公安機關報告犯罪線索，即任何地區的公安機關都應當成為公民報案提供線索的端口。

（2）報案不論形式，既可以口頭，也可以書面，而且書面材料也并不需要嚴格的格式。

（3）報案應制作筆錄，并向報案人出具報案回執，以完成報案流程。

從我前面的分析來看，本來根據法律規定來說，對公民來說，報案應當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程序，這只不過是一種公民向公安機關提供線索的司法程序，純粹是一種程序法上的東西，并不涉及實體法，其實也跟公安機關是否立案無關，更與公安機關的破案率無關。但為什么我親身經歷之后，會感到報案如此之難呢？我覺得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在里面：

（1）重實體而輕程序的思維作祟。我最近這幾次與派出所接觸下來，明顯感到民警會認為一旦接受了我們的報案，就成了他們的案子，他們就必須得給這個案子一個交代，所以為了推脫辦案的責任，他們就會盡可能地將案子往外推。這其實是混淆了受案與立案的法律概念。我國《刑訴法》跟《公安機關程序規定》中都規定的十分明確，公安機關的立案程序分為受案跟立案兩個環節，受案完全無條件且由現場民警辦理，而立案與否則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也就是說當公民報案的時候，現場民警只是擔任一個信息記錄與匯報人的角色，立不立案，偵不偵查，怎么偵查這都是公安局長和其他領導決定的事兒，現場民警擔心啥？我也多次跟派出所民警說過，報案只是個程序性問題，立案是實體性問題，我們作為受害人現在只想要個程序正義，能不能有實體正義的都是后話。但是現場民警仍然非常萬頑固的將受案與立案綁定在一起。

（2）公安內部評價體系依舊與破案率有關。一直就有聽聞，公安機關內部在考核的時候，破案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考核因素，那么為了提高破案率，基于人性的考量，辦案民警依舊會盡可能的選擇少接受或不接受案件，因為接受的案件少了，破案率自然會比較好看。但是，我也有翻查過，最高院、最高檢跟公安部在2004年有出臺過規定，公安部在2016年也出過一個《公安機關執法質量考核評議規定》，這兩個規定里其實都否定了唯破案率的考核方式，而地方公安機關如果仍然只看重破案率的話，那么應當是違背上層精神的。

總結起來，我認為有時感到報案難，現場民警提高報案門檻的核心原因，仍然是目前多數公安民警忽視了程序的正義，忽視了給公民一個順暢的報案渠道的重要性。誠然，公民報案最希望的是案件能夠告破，但是如果連給公民一個舒適的報案環境都做不到的話，那么還談什么破案？千萬別以為只要案件破了，前面報案流程好不好不重要，有句古話叫“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時候能否最終辦成事是具有偶然性的，不是完全隨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只有既定的程序，是不受人的意志影響的。若是前序的報案流程能夠依法做到足夠流暢，那么即使因最終調查受阻，我想老百姓也應當不會認為公安不作為，起碼可以不再令老百姓覺得公安辦事有推諉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