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職責所享有的特定的行為權，包括代表在人大會議期間、閉會期間的權利以及代表執行代表職務的保障。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主要享有審議權，表決權，提名權，選舉權，提出議案權，質詢權，提出罷免案權，提出建議、批評、意見權，提議權，言論表決免究權，人身特別保護權，執行代表職務保障權等。
審議權
人大代表在本級人大會議期間，對列入本次會議議程的各項議案進行審查和討論并發表意見，表明態度，提出建議、批評和意見的權利。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規定，代表在出席人大會議期間，審議的主要內容包括：
（1）本級人大常委會和“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
（2）本行政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
（3）本行政區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環境和資源保護、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項。
（4）審議、選舉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和組成人員。
（5）審議被列入會議議程的各項議案，包括法律案。
人大代表行使審議權，一般采取出席大會全體會議、參加代表團全體會議、參加小組會議等方式。
表決權
人大代表在本級人大會議上，對列入大會審議的各項議案包括對確定的候選人表示贊成或者反對或者棄權的一種決定的權利。凡是需要人大代表集體做出決定、決議的議案，都屬于表決的范圍。主要包括通過法律案、選舉案、罷免案、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動議案，通過各項決議、決定等。表決一般采取投票、舉手、按表決器等方式進行
提名權
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代表有依法聯名推薦上一級人大代表候選人，書面聯名提出本級國家機關組成人員、領導人員的候選人的權利。根據選舉法、地方組織法和代表法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代表10人以上聯名可以推薦上一級人大代表候選人。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代表30人以上書面聯名，設區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20人以上書面聯名，縣級的人大代表10人以上書面聯名可以提出本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領導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候選人。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10人以上書面聯名，可以提出本級人大主席、副主席，人民政府領導人員的候選人。不同選區或者選舉單位選出的代表可以醞釀、聯合提出候選人。
選舉權
人大代表依法選舉決定本級國家機關領導人員、組成人員、上一級人大代表（縣級以上）的權利。根據地方組織法的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選舉本級人大常委會的組成人員、選舉政府正、副職領導人員、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選出的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須報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大常委會批準），選舉上一級人大代表。鄉鎮人大代表選舉鄉、民族鄉、鎮人大主席、副主席，鄉長、副鄉長，鎮長、副鎮長。
質詢權
人大代表依照有關法律規定，有對本級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工作部門，本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提出質詢并要求必須予以答復的權利。根據憲法、地方組織法的規定，人大代表提出質詢案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1）質詢案必須在人大會議期間提出。
（2）質詢案的提出必須符合法定人數。
（3）質詢案必須以書面的形式提出，要寫明質詢案的案名、質詢案的對象、質詢案的案由和案據。
（4）質詢案中提出的問題，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5）質詢案必須是一事一案。質詢案的內容主要包括：在貫徹國家方針、政策和重大措施中出現重大偏差和失誤，違反國家或地方法律、法規及人大常委會決議、決定等方面的問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失職、瀆職行為等方面的問題；國家行政、審判、檢察機關因工作失誤，造成嚴重后果，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等。代表依法提出質詢案后，送交大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決定交受質詢機關；受質詢機關在會議期間做出書面答復，或者由受質詢機關負責人在有關會議上作口頭答復；提出質詢案的代表或委員可以對答復發表意見，如果對答復不滿意，可以提出重新答復的要求，由大會主席團討論決定是否再作答復。
提出罷免案權
人大代表依照法律規定提出罷免國家機關領導人員和組成人員職務議案的權利。罷免案的提出須具備以下條件：
（1）必須在人大舉行會議期間提出。
（2）罷免案的對象必須是由人大選舉或常委會任命的人員。
（3）罷免案的提出必須符合法定人數。在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會議上，主席團、常委會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聯名，可以提出罷免案。
（4）罷免案必須以書面形式提出，寫明罷免的對象、理由，并向會議提供有關材料。根據地方組織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有權罷免本級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人民政府組成人員、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罷免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須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提請該級人大常委會批準；鄉、民族鄉、鎮人大有權罷免人大主席、副主席，鄉長、副鄉長、鎮長、副鎮長。罷免案依法提出后，由大會主席團交各代表團進行審議，然后提請大會全體會議進行表決。在表決前，被提出罷免的人員有權以書面或在主席團或在大會全體會議上口頭進行申辯。罷免案須經人大全體會議采用無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經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提議權
人大代表提議臨時召開人大會議和提議組織關于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權利。地方組織法規定，地方各級人大會議每年至少舉行一次，經過1/5代表提議，可以臨時召集本級人大會議。代表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有權依法提議組織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必須在人大或者常委會舉行會議時產生。
發言表決免究權
人大代表在人大各種會議上的發言、表決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的人大代表言論表決免究權的內容：
（1）指人大代表在人大的各種會議上，包括人大全體會議、代表團全體會議、代表團分組會議以及大會主席團召集的其他會議的發言和表決。
（2）人大代表在上述會議上的發言和表決，一律不受法律追究。不僅在其擔任人大代表職務期間，而且在不擔任人大代表職務后，也不得予以法律追究。
（3）人大代表在上述有關會議之外的發言，不屬于法律保障范圍之列。
人身特別保護權
人大代表享有非經特別許可不受逮捕或審判及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權利。代表法規定，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非經本級人大主席團許可，在人大會議閉會期間，非經本級人大常委會許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審判。如果因為是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的機關應當立即向該級人大主席團或者人大常委會報告。對縣級以上的各級人大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應當經該級人大主席團或者人大常委會許可。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如果被逮捕、受刑事審判、或者被采取法律規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執行機關應當立即報告鄉、民族鄉、鎮的人大。代表人身特別保護權的主要含義包括：
（1）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別保護權只限于刑事案件，不包括民事案件的傳訊和審判。
（2）如果人大代表確屬犯罪，必須在得到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的許可后才能實施逮捕。
（3）未經人大主席團或者常委會許可，不得對人大代表采取司法拘留、行政拘留、勞動教養、監視居住等強制性措施。
（4）人大代表如果因為現行犯被拘留，執行拘留機關必須立即向該級人大主席團或常委會報告。對人大代表實施逮捕或拘留，必須履行嚴格的法律程序，否則，執行逮捕或者拘留的機關就是違法，應當受到法律追究。

近段時間，關于洗滌劑禁磷的“緊箍咒”越念越緊。2月28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修訂后的《水污染防治法》，6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法案規定，各級政府可以根據水環境保護的需要，禁止或者限制含磷洗滌劑等的使用。在今年兩會期間，農工民主黨中央集體發言并聯合向大會提交提案，要求國家采取立法的手段，全面禁止含磷洗滌劑的生產、銷售和使用。
赤潮藍藻頻發：禁磷勢在必行
農工民主黨中央在集體提案中表示，我國是世界上最需嚴格禁磷的國家，但自提出禁磷10多年來，我國只是允許生產和使用低磷洗衣粉的限磷國家。限磷面積不到國土的1/10，低磷洗衣粉占洗滌劑總量的比例更小。洗滌劑中所含的三聚磷酸鈉(STPP)是溶解態的有效磷，能被藻類等生物吸收利用。它對水體富營養化有效磷的貢獻率達到50％～60％以上。
據了解，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表現是赤潮和藍藻的頻繁暴發，嚴重威脅生態環境、人類健康和經濟社會的發展。2004年，浙江近海暴發的特大赤潮災害事件，污染面積達1萬平方千米，使浙江近海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2007年，無錫暴發的太湖藍藻事件在一夜之間就讓數百萬群眾的飲水問題受到了嚴重困擾；近兩年葛洲壩庫區水葫蘆的瘋狂生長和閩江水域水葫蘆的屢治不止，導致運輸航道嚴重受阻。有關資料顯示，因太湖水質污染造成的損失每年大約在50億元。
我國是洗滌用品的生產和消費大國。2007年，我國洗滌用品市場的銷售額達到480多億元，累計生產洗滌用品近千萬噸。其中，無磷洗滌劑所占比重很小，只有20多萬噸。
禁磷面臨重重阻力
農工民主黨中央在提案中表示，我國洗滌用品生產行業缺乏全面禁磷的驅動力。10年來，在發達國家禁磷之后，生產洗滌用品的外國企業，紛紛將有磷產品及其生產設備向中國轉移。在幾乎全面占領我國市場之后，這些外資企業當然不希望中國也實現全面禁磷。1997年發布的GB／T13171—1997洗衣粉新標準除了將無磷洗衣粉改為限磷外，還放松了成分規定，對含磷洗衣粉不具體規定聚磷酸鹽含量。目前，市場上貼有無磷標簽的洗衣粉百分之百是含磷洗衣粉，有的洗衣粉實際含磷量較高。有些廠家生產的無磷洗衣粉質量較差，甚至以次充好。2004年5月發布的GB／T l3171—2004國家標準取消了無磷洗衣粉成分的配方量化指標，“增加了含磷洗衣粉的總五氧化二磷含量指標”，而且是不封頂的。
這與我國為防治水體富營養化控制磷排放的環保要求背道而馳。
農工民主黨的委員們認為，地方政府區域禁磷推動富營養化防治的作用不大。主要原因是，受商品流通和洗滌用品生產行業標準制約，無法實現嚴格禁磷；水域上下游貫通造成磷污染難以控制。水體中的總磷大部分為無效磷，僅以總磷評價STPP對水體富營養化貢獻率是不客觀的。一些部門只用主要水質指標來說明水域水質狀況，卻掩蓋了對環境整治最值得關注的超標項目。
根據農工民主黨的調研，三峽庫區以三類水為主，但總氮、總磷實為V類，糞大腸菌群為劣V類。歐盟環境委員會在2002年出版的《磷酸鹽對水體富營養化的作用及防范措施》的研究報告中提出，“STPP作為家用洗滌劑的助洗劑，對城市廢水的可溶性磷(生物可利用)的貢獻達到50％”。因此，我國僅以總磷評價STPP對水體富營養化的貢獻率是不恰當的。各類企業、船舶和醫療單位除大量使用普通洗滌劑外，還使用工業洗滌劑和各種專業系列的特種清洗劑?，F在，我國對STPP的應用已經擴展到眾多產品的生產和加工領域。
禁磷可分步實施
有業內人士從經濟的角度分析，在我國大范圍推行無磷洗滌劑不現實。一是無磷洗滌劑的產品配方復雜，工藝要求高。二是我國是貧磷國家，在廣大農村使用含磷洗衣粉有助于土壤增加肥力。三是如果我國使用4A沸石替代品必須增加投資，同時由于禁止銷售和使用含磷洗衣粉，我國以磷化工為主的企業，特別是三聚磷酸鈉生產企業將遭受嚴重影響，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也將對我國磷酸鹽行業帶來影響。
針對這些問題，農工政協委員們提出：應首先選擇沿海九省二市（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天津市和上海市）、五大湖（洞庭湖、鄱陽湖、太湖、洪澤湖、巢湖）、七大水系（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遼河）流域范圍所屬省份，實施嚴格禁止銷售和使用各種含磷洗滌劑；第二步再在全國實施禁磷。
此外，農工黨中央的委員們還進一步指出，國家應對所有能排放STPP的洗滌用品，包括織物洗滌用品、餐具洗滌劑、廚廁洗滌用品，能排放STPP的化妝品、工業洗滌劑、各種專業洗滌用品和含磷輔料產品等實現全面禁磷，而不是只對織物洗滌用品限磷。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二十七條“產品或其包裝上的標志必須真實”的規定，各類洗滌用品必須正確標明含磷量；根據GB／Tl3171—2004標準生產的含五氧化二磷洗衣粉仍屬有磷洗衣粉，不得加貼“無磷”標簽，不允許在禁磷區銷售、使用。
核心關鍵詞：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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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支出績效評價研究
趙學群
1
施建軍
2
（
1
、
南京大學商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93；
2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北京
100029
）
摘要：
本文基于財政對公安部門投入經費的績效，
分別從公安支出總量
、
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和支出中
的人員經費
、
公用經費的結構分布等進行了研究
。
結果發現：
治安案件
、
刑事案件的發案率和查處率
、
破案率與財
政投入公安支出總量顯著相關，
并提出政策建議
。
關鍵詞：
公安支出
發案率
破案率
績效評價
作者簡介：
趙學群
（
1968－
）
，
女，
上海市人，
南京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
施建軍
（
1955－
）
，
男，
安徽無為人，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
公共財政理論要求財政要保障國家機器運轉所需的經費，
財政投入的多少一定程度上關系到部門履行職能的績效
。
江蘇省財政對公安的
經費投入是否有效促進公安部門的工作績效，
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
從公安部門處理的案件性質看，
可分為治安案件
、
刑事案件
、
經濟案件等，
為
更加突出公安部門在維護社會安全和公共秩序方面的工作職責，
重點分析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
。
以發案率
、
破案率兩個指標作為因變量，
反映
公安部門履行職能的成效；
以公安支出總量
、
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將公安支出按不同內容細分成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作為主要自
變量，
從經費投入總量和結構上進行分析
。
一
、
研究背景和文獻回顧
（一）
研究背景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
西方各國紛紛開展了政府改革運動，
即新公共管理運動
（
NewPublicManagement
）
。
新公共管理
運動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是將企業管理中以結果為導向的績效理念引入公共領域，
將績效評價和績效管理滲透到公共管理之中，
建立以政府
公共支出績效評價為基礎的績效預算制度
。
理論上看，
績效預算是出發點，
績效評價是落腳點，
績效預算是起點，
績效評價是終點
（
余小平
、
孔志
鋒，
2004
）
。
操作上看，
績效評價和績效預算之間是雞生蛋，
蛋生雞的關系
（
張馨
、
袁星侯，
2005
）
，
兩者相互依存
。
在目前我國的財政工作實際中，
大多是先對一些類別的財政支出進行績效評價
。
今后預算改革的方向是在部門預算基礎上，
設定績效目標，
進行績效評價，
以評價結果反饋改
進部門預算編制，
全面實行績效預算
。
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講求的是政府如何有效地管理和使用財政資金，
把政府的公共開支控制在一定的規模
內，
提高公共開支的
“
效率性
”
和
“
有效性
”
。
實施財政支出績效評價要對政府支出管理設定量化的效果目標，
并將效果與財政支出有機聯系起
來，
依據一些指標體系，
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
對財政支出的效果進行分析和評價
。
其核心是強調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目標與結果及其結果有效
性的關系，
本質是對政府行為進行內部控制，
促使部門改進管理，
提高運行效率，
以最少的投入
、
最佳的方式，
實現最大的效果
。
政法經費的績效
是指政法部門為保衛國家安全
、
維護社會穩定而使用的經費所產生的政治的
、
經濟的
、
社會的效益
。
有的績效指標可定量分析，
如政法部門的隊
伍
、
裝備
、
業務量等；
有的只能定性分析，
如居民安全感
、
警察執法權威等
。
因此，
在對政法經費進行績效評價時，
要根據政法工作特點，
建立適用
的指標體系，
選擇適當的評價方法
。
（二
）
文獻回顧
關于警察的績效問題，
西方國家很早就使用犯罪率
、
逮捕率等指標進行衡量
。
首先，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警察績效進行評價
要考核犯罪率指標
。
Maltz
（
1972
）
、
Beattie
（
1960
）
、
Biderman
（
1966
）
都采用犯罪率指標衡量和比較警察的績效
。
他們認為犯罪率是社會是否安全
、
法制是否生效的鮮明標志
。
RobertC．Lind＆JohnP．Lipsky
（
1971
）
認為，
政法系統的成本不僅包括直接資源投入，
如人員工資和裝備投入，
還包
括私人承擔的成本，
如法官
、
律師
、
陪審團花費的時間和費用支出
。
政法系統的目標是使犯罪和打擊犯罪的綜合社會成本最小
。
因此，
計量犯罪
的社會成本和衡量政法系統績效的指標是犯罪率
。
其次，
評價警察績效時要考核逮捕率指標
。
RebeccaTodd
＆KavasseriV．
Ramanathan
（
1994
）
認為，應用模型時至關重要的步驟是確立能夠衡量績效成果的指標，一些模糊的工作目標如維持法制
、
秩序可通過解決犯罪問題予以明確
。
BruceL．Benson
（
1994
）
等認為，
警察在大多數公民心目中的作用是打擊犯罪，
逮捕率是衡量警察工作有效性的標志
。
Mark
H．Moore＆Anthony
A．Braga
（
2004
）
認為，
警察績效主要反映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降低犯罪案件數量和犯罪人數，
二是將罪犯繩之以法，
三是提高公眾安全感，
四是
預防犯罪，
五是維持公共秩序，
六是緊急處理和服務
。
這六個方面中無疑最重要的還是犯罪率和逮捕率指標
。
再次，
對于犯罪率
、
逮捕率與預算
資金的關系，
一些學者得出了相關結論
。
BruceL．Benson
（
1994
）
等認為，
逮捕率不是增加預算的唯一指標，
高犯罪率往往與更多的資源投入相
關，
但并不是投入的資源越多，
犯罪率就能下降
。
RebeccaTodd＆KavasseriV．Ramanathan
（
1994
）
認為，
如果預算系統滿足部門需求，
就可預期
預算分配能提高破案率
。
國外研究犯罪率和逮捕率時，
大多從社會角度進行研究，
主要研究犯罪率
、
逮捕率與種族
、
性別
、
貧困程度
、
失業率
、
人
口密度
、
18－24歲人口數量
、
區域等的因果關系
。
HopeCorman＆TneodoreJoyce
（
1990
）
分別以犯罪率與逮捕率為因變量建立了方程，
研究犯罪率
與逮捕率之間的關系，
自變量考慮了滯后效應，
并選擇了警察人數
、
失業率等其他變量
。
有部分學者從經濟角度研究投入產出問題
。
Stephen
L．
Mehay
（
1979
）
設立了兩組方程，
一組研究警察人力投入和上期犯罪率
、
人均資產
、
人口密度等變量的關系，
另一組研究犯罪率與警察人數占人口
比重
、
人均支出
、
黑人比重等變量的關系
。
也有一些學者從預算資金角度出發研究犯罪率
、
逮捕率與預算資金的關系
。
RebeccaTodd＆Kavasseri
——
—
基于江蘇省公安數據
趙學群
施建軍：
財政公安支出績效評價研究
88
·
綜
表
1
主要回歸結果
變量
a1
a2
a1＿1
a2＿1
lpoli
prop1
R－sq
Vif
模型
1
參數估計值
64．6602
4．45＊＊＊
－45．4899
－3．05＊＊＊
－9．0378
－2．21＊＊
3．5802
0．04
0．4303
平均
2．58
，
最大
4．62
模型
2
參數估計值
－11．9603
－3．92＊＊＊
－6．7718
－2．21＊＊
0．3267
0．24
－60．7464
－2．16＊＊
0．6328
平均
2．69
，
最大
4．67
變量
c1
c2
lpoli
prop1
R－sq
vif
模型
3
參數估計值
0．0005
3．38＊＊＊
0．0136
0．96
－0．1865
－0．67
0．0406
平均
2．92
，
最大
5．18
模型
4
參數估計值
－0．0053
－7．26＊＊＊
0．0288
1．27
0．9824
2．18＊＊
0．2249
平均
3．08
，
最大
5．14
注
：
“
＊＊＊
”
表示在
1％
水平顯著，
“
＊＊
”
表示在
5％
水平顯著，
“
＊
”
表示在
10％
水平顯著
。
V．Ramanathan
（
1994
）
從投入和產出的角度進行考察，
投入模型分別以警察人數
、
預算資金為因變量，
以重案犯罪率和輕案犯罪率為自變量建
立了兩個方程，
產出模型以犯罪率為因變量，
分別以警察人數
、
預算資金為自變量建立了兩個方程
。
GregA．
Caldeira＆AndrewT．Cowart
（
1980
）
以預算需求和實際撥款的差額為因變量，
以年度之間的犯罪率變化為自變量建立模型，
研究犯罪率變化對預算撥款的影響
。
二
、
研究設計
（一）
數據和變量選擇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統計年鑒和財政決算資料
。
共有江蘇省52個縣1996－2006年的572個樣本
。
主要變量有：
治安
案件發案率
（
c1
）
是以全年受理的治安案件數量除以轄區內實有人口數量
（
萬人
）
；
治安案件查處率
（
a1
）
是以全年查處的治安案件數量除以受理的治
安案件數量；
刑事案件發案率
（
c2
）
是以全年立案的刑事案件數量除以轄區內實有人口數量
（
萬人
）
；
刑事案件破案率
（
a2
）
是以全年偵破的刑事案件
數量除以立案的刑事案件數量
。
公安支出
（
lpoli，
對數形式
）
是指財政部門安排給當地公安機關的財政撥款數
（
含行政事業性收費及罰沒收入安排
數
）
；
人員經費
（
lmanp，
對數形式
）
反映民警工資
、
津貼
、
獎金
、
社會保障繳費及其他福利收入等情況；
本文中將公安支出中除去人員經費全部作為公
用經費
（
loffi，
對數形式
）
，
它既反映公安機關正常辦公運轉所需的水電費
、
郵電費
、
差旅費
、
會議費
、
接待費等辦公支出，
還反映公安機關執法辦案
、
網
絡建設
、
組織檢查
、
實施調研等專項支出以及設備購置經費等；
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
（
prop1
）
是以公安支出數除以同期本級財政總支出
。
在
其他自變量的選擇中，
借鑒國外文獻的有關做法，
選擇民警人數占轄區人口的比重
（
prop2
）
、
流動人口占轄區人口的比重
（
prop3
）
等變量
。
（二
）
假設和模型構建
結合以上數據變量，
本文提出假設，
并構建出模型研究
。
假設
1
：
治安案件發案率
、
刑事案件發案率與公安支出總量
、
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人員經費
、
公用經費負相關
假設
2
：
治安案件查處率
、
刑事案件破案率與公安支出總量
、
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人員經費
、
公用經費正相關
財政應當在財力可能范圍內滿足公安工作所需資金
。
公安支出總量
、
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應起到抑制發案率
、
提高查處率
、
破案率
的作用
。
公安支出可分為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等不同組成部分，
人員經費是公安部門正常運轉的前提條件，
是執法辦案的基礎保障；
公用經費
中用于辦案
、
裝備
、
項目等方面的投入，
資金使用目的就是要增強裝備
、
防范犯罪
、
執法辦案，
應當有利于降低發案率，
并通過提升破案技術能力
從而提高查處率
、
破案率
。
因此，
人員經費
、
公用經費與發案率負相關，
與查處率
、
破案率正相關
。
假設
3
：
發案率與查處率
、
破案率負相關
在同等人力
、
物力
、
財力的情況下，
發案率上升，
可導致查處率
、
破案率下降；
反之，
一個地區查處率
、
破案率水平高，
社會安全和穩定狀況良
好，
公安對犯罪的威懾力得到增強，
發案率就應下降
。
查處率
、
破案率對發案率的影響有滯后效應
。
在建立模型時，
首先借鑒Rebecca
Todd
＆
KavasseriV．Ramanathan
（
1994
）
的產出模型，
將發案率和查處率
、
破案率作為財政對公安經費安排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
為更好
地加以分析，
以公安支出總量
、
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為主要自變量設立第一組模型，
將公安支出分成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
分別作為自
變量設立第二組模型
。
每一組模型中以發案率為因變量設立模型1
、
模型2，
以查處率
、
破案率為因變量設立模型3
、
模型4
。
其次借鑒HopeCorman
＆TneodoreJoyce
（
1990
）
關于犯罪率與逮捕率的模型，
加入研究發案率與查處率
、
破案率之間的關系，
并借鑒滯后變量的做法，
在以發案率為因
變量的模型1
、
模型2中，
加上上年查處率
（
a1＿1
）
、
上年破案率
（
a2＿1
）
作為自變量
。
再次，
對其他自變量分別側重其與發案率或查處率
、
破案率的相
關性進行選擇
。
主要考慮轄區人口中流動人口所占比重
、
轄區人口中民警人數所占比重，
因為流動人口的多少會影響到查案
、
破案的難度，
警察
人數的多少關系到辦案力量
。
模型中使用了地區
（
area
）
和年份
（
year
）
控制變量，
目的是考察發案率和查處率
、
破案率在蘇南
、
蘇中
、
蘇北地區是否
存在增減趨勢，
以及隨著時間推移是否存在某種變化趨勢
。
兩組模型如下：
第一組模型，
分析公安支出總量和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對治安案件
、
刑事案件發案率和查處率
、
破案率的影響
。
模型1：
c
1
＝
α
0
＋
α
1
a
1
＋
α
2a1＿1＋
α
3
lpoli＋
α
4
prop1＋
α
5
prop2＋
α
6
prop3＋
α
7
area＋
α
8
year
模型2：
c
2
＝
α
0
＋
α
1
a
2
＋
α
2a2＿1＋
α
3
lpoli＋
α
4
prop1＋
α
5
prop2＋
α
6
prop3＋
α
7
area＋
α
8
year
模型3：
a
1
＝
β
0
＋
β
1
c
1
＋
β
2lpoli＋
β
3
prop1＋
β
4
prop2＋
β
5
prop3＋
β
6
area＋
β
7
year
模型4：
a
2
＝
β
0
＋
β
1
c
2
＋
β
2lpoli＋
β
3
prop1＋
β
4
prop2＋
β
5
prop3＋
β
6
area＋
β
7
year
第二組模型，
分析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對治安案件
、
刑事案件發案
率和查處率
、
破案率的影響
。
分別將lmanp
、
loffi放入第一組模型中作為
自變量，
取代第一組模型中的lpoli和prop1兩個自變量
。
三
、
實證結果分析
（一）
相關性分析
本文采用Stata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
治安案件
、
刑事案件發案率相對查處率
、
破案率而言，
與公安支出總量的相關性更
高
。
刑事案件發案率
、
破案率與公安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的相關系數
稍高
。
治安案件發案率和上年查處率
、
刑事案件發案率和上年破案率
、
刑事案件破案率和當年發案率之間均呈負相關
。
大多數自變量之間的
相關系數均較低，
應不存在嚴重的共線性
。
（二
）
回歸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江蘇省財政的公安經費保障對公
安部門履職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
第一，
各級財政對公安的投入有效地控
（
下轉第
117
頁
）
89
·
綜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上接第
89
頁
）
公司規模的大小也是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中，
需要十分關注的一個因素
。
自從美國薩班斯法案公布以來，
很多小公司從美國公開交易市場下市或
原本準備上市的公司也不再上市，
說明強制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成本過高，
小公司已無力這種大的成本
。
這提醒相關政府部門，
是否需要根據公
司大小，
對公司規模過小的公司采用簡化的內部控制報告披露與審計方式
。
第二，
其他非內控信息的披露可以從中得到極大的啟示與借鑒
。
當
然，
上述研究只是研究了自愿披露內部控制信息公司狀況，
而未同時關注發生在深市要求的強制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情況，
這主要是由于深市上
市公司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基本上是好的消息，
未出現有披露內部控制缺陷情況報告出現，
以至分析可能借鑒意義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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