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是刑事偵查活動的開端,沒有立案則無所謂破案。立案工作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標準問題。有了規范的、統一的、可操作性強的立案標準才能做到科學立案，統計準確，全面、客觀地反映一地區某時間段的社會治安狀況，反之則不然。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刑事偵查立案標準的制定工作不容樂觀，存在著諸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在調查研究中發現，當前的刑事偵查立案工作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注：刑事立案涵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的相關工作，內容豐富。本文僅立足于對刑事案件偵查階段的立案標準進行調查研究，闡述觀點。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自訴案件的立案標準及刑事立案方面的其他內容不在本文論述范圍之內）

一、存在問題

規范紊亂 標準不一規范紊亂，標準不一是當前刑事偵查階段立案工作的重要特征。刑事立案的總標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六條之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對于報案、控告、舉報和自首的材料，應當按照管轄范圍，迅速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其涵義有三：一、認為有犯罪事實；二、認為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三、屬于受理機關管轄。但在實際執行中，其具體表現形式呈現出了多樣性。

有些標準是從有利于案件的偵查角度出發而制定的，這些案件破了后就該起案件而言是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我們不妨稱之為偵查標準。如：公安部于1991年1月16日頒布實施的《擾亂社會秩序等六類刑事案件立案標準》“ 六、賭博案 以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的；或一次賭博賭資在一千元以上的。”后一種情形已經不切合當前的辦案實踐。但是，由于公安部未明文規定廢止，也沒有作出修正，有些地方公安機關仍然將此作為刑事偵查立案的標準，進行立案和破案統計。檢察機關制定的刑事立案標準也有許多與此相類似的規定，這類立案標準目前占有很大的比例。

有些標準將立案與追訴有機地結合起來，立案的標準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標準，該案件偵破后能夠直接就此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可以稱之為追訴標準。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4月18日頒布實施的《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 七十八、附則 1、本規定中“追訴”是指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審查起訴活動”。

還有許多罪別沒有明文規定立案的標準，只能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八十六條的原則性規定進行評判了。如97年刑法典新增加的一些罪名。

這種規范紊亂的狀況給我們當前刑事偵查立案、破案工作的質量帶來了很大的負面效應。由于標準不統一，造成在執行中各抒其詞、各執其理，你執行你的規矩，我實施我的辦法，各地刑事立案數的統計比較也就淡化了其本質意義，在無奈之中顯現了立案統計工作具有玩數字游戲的色彩。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在刑事立案監督和被監督工作中也常常為此爭論不休。

次起不分 混淆概念

在刑事執法實踐中，我們經常用到“次”與“起”這兩個量詞。它們既有嚴格的區別又密切關聯，有時出現了混用的現象，將犯罪嫌疑人作的每“次”案均單獨立為一“起”刑事案件，增加了立案、破案的總數。《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版）對“次”的釋義是：量詞，指動作或事件重復出現的回數。對“起”的釋義是：量詞，義同“件、次”。這表明“次”和“起”在現代漢語中意義是相近的，有些場合兩者可以通用。但從嚴格意義上講，“起”不是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釋中所使用的概念，這是司法機關為了方便案件統計結合漢語日常用語習慣而引用的概念，由于這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缺乏法律意義上的明確性，所以對其理解差異的包容性很大。《刑法》中有關表示作案回數的“次”的規定有12處，即第153條、第201條、第263條、第264條、第265條、第301條、第318條、第321條、第328條、第347條、第358條、第383條。在刑事司法解釋中使用的也很多，如：《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瀆職侵權重特大案件標準（試行）》 “ 九、徇私舞弊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案 （一）重大案件 1、辦理三次以上或者一次辦理三人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辦理五次以上或者一次辦理五人以上的。”

“起”只具有統計學上的意義，在刑事司法中當犯罪嫌疑人作的一次或幾次案所產生的法律事實符合刑事立案條件的，我們稱之為一“起”刑事案件。從現在的法律規定看，“次”的內涵與外延當然地包含“起”的概念與外延。有的一次作案所產生的法律事實就符合立案條件，有的多次作案所產生的法律事實才符合立案要件，但無論是一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還是多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都僅是量的換算問題，從本質上講它們仍然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目前，有很多法律文書上敘述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多少“起”，除非其所指的每“起”案件都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標準，否則，我們認為這種用法是不適當的，沒能正確區分二者用法的不同之處，有害刑事執法的嚴肅性，應當統一使用“次”。

同時，這種“次”、“起”不分現象為破案的泡沫工程敞開了大門，造成了破案絕對數的大幅度上升，實際戰果被人為地放大。

治刑不分 重刑輕行

治安、行政案件與刑事案件立案標準交叉,界限不明是當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又一重要特征。有時明知是治安、行政案件，偵破后不能僅就此案追究有關人員的刑事責任，但依據有關規定（偵查標準）將其立為了刑事案件。在盜竊案件立案工作中，這個問題尤為突出。其他罪別如：詐騙、搶奪，在立案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出現這種“治”“刑”不分的現象的主要是受重刑事輕行政的傳統偵查要求和觀念影響造成的。將一些發案率比較高，群眾反響大的治安行政案件立為刑事案件開展偵查，以提高對這些案件的打擊力度。這樣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也人為地增加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數，不能科學地反映出一時期的社會治安狀況。實際上，將這些案件立為治案、行政案件以后，明確其為重點偵破打擊的類別，這樣做所產生的結果可能與將其立為刑事案件偵破所產生的結果沒有多大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