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的區別主要在于雙方當事人在行為之后是否都獲得了一定的民事利益。
2. 民事欺詐是通過雙方履約來間接獲取非法利益，雙方當事人仍然存有民事利益；而刑事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客觀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但行為人從根本上沒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而是只想使對方履行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關系的義務，直接非法占有對方財物，對對方當事人而言無所謂民事利益。
3. 民事欺詐屬于民事不法，刑事欺詐屬于刑事犯罪，兩者之間存在重大區分；但在司法實踐中兩者卻極易混淆。
4. 民事欺詐和刑事欺詐都以欺詐為其行為特征，民事欺詐可以分為民事違約的欺詐和民事侵權的欺詐；與之對應，刑事欺詐可以分為虛假陳述的欺詐犯罪和非法占有的刑事詐騙。
5. 對于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之間的區分，應當從欺騙內容、欺騙程度和非法占有目的這三個方面進行界分，從而為正確地認定刑事欺詐犯罪提供刑法教義學的根據。
6. 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區別如下：
6.1 二者的行為動機不同。民事欺詐是行為人用夸大事實或虛構部分事實的方法，誘使對方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行為，以此謀取一定利益，而刑事詐騙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詐騙手段騙取他人財物。
6.2 二者的外延范圍不同。民事欺詐是通過欺詐誘使對方與自己進行民事行為，如簽訂合同、進行交易等，并通過雙方履行民事行為間接獲取非法利益（或建立特定民事法律關系）；而刑事詐騙是通過欺騙直接獲得他人的財物。
6.3 二者在雙方權利義務的對稱性上不同。民事行為發生于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雙方因循公序良俗及法律規范，盡量恪守公平公正、誠實信用原則，雙方在權利義務上具有對稱性。
6.4 二者侵害的客體、對象不盡相同。民事欺詐侵害的客體涵蓋一切民事秩序，侵害的對象可以是物權、債權，也可能是人身權；刑事詐騙侵害的客體只能是財產所有權秩序，犯罪對象只能是物權，且僅限于可量化的一般物權，而不包括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
6.5 二者在“非法占有”的理解上不同。所有權有四項權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民事欺詐也能達成非法占有狀態，這種占有是所有權權能意義上的“占有”；而刑事詐騙在于取得或控制財物本身，而非僅僅形成權能意義上的“占有”，故詐騙犯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表述，應理解為“取得”或“據為己有”之意，不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所有權中的某項或幾項權能。
6.6 二者的主觀意圖或目的不同。合同民事欺詐行為人的主觀意圖，主要是欺騙他人為錯誤意思表示并與之訂立合同，欺詐人再通過履行所簽訂的雙方權利義務不平等的合同，實現其非法獲取對方一定經濟利益的目的。因此，欺詐人在為欺詐行為之時，其本身有履行所簽虛假合同的意思，而合同刑事詐騙的行為人雖然也有采取欺詐手段與他人訂立合同之目的，但這不是欺詐人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以所簽“虛假合同”為掩護；或者以此合同的所謂合法形式騙取對方的信任，以達到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6.7 二者欺詐的內容及手段不同。合同民事欺詐的內容，一般以合同條款或內容為主。如隱瞞有瑕疵的合同標的物，或者對合同標的質量等作虛假的說明和介紹等等，并且手段比較簡單而且傳統，多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而合同刑事詐騙的內容，除此之外，還有精心設計的前后矛盾條款，或者是不易識別的模糊條款，特別在合同條款的擬定上顯得十分認真與仔細，以表現出自己履行合同的誠意，并以此誘人上鉤。
6.8 二者欺詐財物的數額不同。合同民事欺詐行為人所獲得的不法利益，僅限于所履行的“已簽合同”的范圍，其數額也不過是以劣充優或有瑕疵標的物與正品標的物之間的價格差額，且數額一般較小，而合同刑事詐騙行為人以所訂合同為掩護，所騙取的非法財物之數額（如預付款、定金、質保金等） 少則數萬元，多則幾十萬元或上百萬元，甚至還有上千萬、上億的。
6.9 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民事欺詐之法律后果，如當事人之間無爭議，可以有效。如雙方產生糾紛，可允許被欺詐人行使追認權使之有效或行使撤銷權而使其無效。其后果只引起民事責任。而合同刑事詐騙的法律后果，因欺詐人的行為本身，既符合民事欺詐的特征及構成要件，同時又觸犯了刑律，因此欺詐人要負雙重法律責任，即刑事責任附帶民事責任。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合同刑事詐騙有未遂的法律后果時，其行為人應負未遂的法律責任，而合同民事欺詐則不發生未遂的法律后果。
法律依據《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三人實施欺詐行為，使一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該欺詐行為的，受欺詐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撤銷。

當行為人實施欺詐時，若犯罪金額達到法定起點3000元以上，即啟動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程序；
無論何種欺詐手段如電信或網絡等，只要符合立案標準，均可被認定為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