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刑事政策遵循全面把握、區別對待、嚴格依法、注重效果四大原則。
2. 刑事檢察執行寬嚴相濟原則的具體操作如下：
（1）精確把控"必須逮捕"的條件，謹慎使用此權力；
（2）準確判斷起訴與不起訴的標準，依法選擇不起訴。

1.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對構建和諧社會這一政治目標的積極響應，體現了我國刑事政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和完善。其中，“寬”涉及寬大、寬緩和寬容的層面；“嚴”則指的是嚴格、嚴厲和嚴肅的態度。
2. “濟”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具有三層含義：首先是救濟，即通過寬容來平衡嚴格；其次是協調，意味著在寬嚴之間尋求平衡，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度調整；最后是結合，寬與嚴相互滲透，確保在實施中既不失寬大，也不缺乏嚴格。
3.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黨中央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形勢下提出的重要方針，已成為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這一政策對于有效預防和減少犯罪、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4. 刑事政策是國家刑事法律思想的具體表現，以抑制和預防犯罪為核心宗旨，指導國家的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其他相關社會活動。這一概念起源于德語中的Kriminalpolitik，首次出現在費爾巴哈1903年的刑法教科書中，隨后被李斯特等人推廣至歐洲大陸法系的國家。

刑事政策，作為法治基石，旨在在嚴懲與人權保障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我國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寬嚴相濟"，這是一種以懲辦與寬大為基石的社會政策，源于無產階級改造任務，強調區別對待犯罪分子，旨在實現犯罪控制與社會公正的兼顧。
在20世紀80年代，"嚴打"政策在特定背景下出現，作為寬大政策的階段性體現，它并非與基本政策相悖，而是全局與局部的結合。懲辦與寬大并非簡單相加，而是在實踐中靈活運用。然而，過度強調"嚴打"，如"從重從快"，往往導致寬大政策的實施受阻，"可捕可不捕"等原則在"嚴打"期間被暫時擱置。
刑法改革后，"嚴打"政策與法治建設的沖突日益明顯。它雖然短期內能壓制犯罪，但法治手段的合法化問題亟待解決。有學者指出，"嚴打"缺乏長遠的社會治理策略，與無罪推定原則相悖。回歸懲辦與寬大結合的政策，以治本而非治標，成為學術界的共識。
寬嚴相濟政策體現了深刻的意識形態，如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坦白從寬，與抗拒從嚴的傳統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最高司法機構強調區分對待，實施寬大，如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和2015年檢察院報告顯示的顯著成效，即通過減少逮捕和起訴，實現預防犯罪和罪刑均衡。
在全球視角下，我國的寬嚴相濟政策借鑒了古今中外的刑法理論，如西方的"輕輕重重"，強調根據罪行輕重采取不同處理，我國傳統的"輕輕重重"則體現了對犯罪行為的差異化對待。"嚴"與"寬"的結合，旨在通過平衡和互補，防止寬嚴失當，構建合理的刑罰結構。
死刑與無期徒刑的對比引發討論，我國的死刑制度與全球趨勢有所偏差。死刑過多，執行泛濫，而無期徒刑等生刑相對輕緩。改革建議減少死刑，加重生刑，實現犯罪控制與人權保障的平衡。"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即對嚴重犯罪嚴格，輕微犯罪寬容，成為改革的焦點。
死刑適用的限制與改革，如殺人罪的處理，需依據司法會議的指導和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權，制定更為細致的標準，區分主犯與從犯，并通過立法調整限制死刑適用，降低死刑依賴。同時，應注重社區矯正的作用，減輕監禁成本，實現刑罰結構的合理化。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反映了社會治理理念的轉變，從壓制型向自治和回應型社會過渡，刑罰從強制走向節制。非監禁刑的推廣和刑法的謙抑性原則，是這一轉變的重要體現。通過司法實踐，如刑事和解和調解，我們逐步落實寬嚴相濟的措施，平衡法律的剛性和柔性。
在法律體系中，罪刑法定原則與裁量減輕權的平衡至關重要。既要防止濫用，又需適度運用，以支持寬嚴相濟政策。社區矯正作為非監禁化的實踐，是我國刑罰觀念的創新，它在實踐層面為實現寬嚴相濟提供了有力支持。

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其核心在于在執法過程中實現寬大與嚴厲的適度結合，以確保公正與威懾的平衡。"寬"體現在對輕微犯罪的輕罰，以及對具有減輕情節的犯罪分子給予寬大處理，旨在感化和促使他們悔過自新。非犯罪化和非監禁化是寬的體現，前者通過立法或司法手段降低犯罪門檻，后者則根據犯罪情節給予非監禁刑罰，如管制、罰金等，以體現刑法的輕緩化和寬大處理。
"嚴"則強調法網嚴密，對犯罪行為嚴格追究責任，但應避免過度嚴厲，追求的是"嚴而不厲"，即通過公正的懲罰確保威懾力，而不是過度的刑罰苛刻。"濟"則涵蓋了救濟和協調兩方面，即通過寬以體現嚴，嚴以體現寬，保持寬嚴的平衡，并根據實際形勢靈活調整。寬中有嚴，嚴中有寬，根據不同犯罪、犯罪人和時期的特點，實施差別化的刑罰。
總的來說，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旨在以公正和教育為原則，對犯罪行為既體現嚴格的法律制裁，又兼顧犯罪者的個人情況和犯罪的社會影響，實現法律的威懾與人性關懷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