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因涉嫌犯罪，步入刑事追訴程序，經歷偵查、審查起訴、法庭審判等階段，刑事辯護律師應精心撰寫“觀點犀利”、“事實精準”的辯護意見。以下是辯護意見的幾個關鍵階段：
偵查階段，律師需及時了解案情，通過會見當事人，收集證據，提出書面辯護意見，關注是否構成犯罪，是否具備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以及是否應取保候審或無需逮捕。
審查批捕階段，律師應在時間緊迫下，提交書面“無逮捕必要”的辯護意見，聚焦是否具有逮捕必要性，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羈押必要性審查階段，律師應提交辯護意見，說明無羈押必要性，以實現對犯罪嫌疑人審前權利的維護和保障。
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根據事實與法律規定，就是否超過追訴時效、是否構成犯罪、證據遺漏、內容不充分等問題提交辯護意見，力求在起訴書中直接體現。
法院審判階段，律師在開庭前提交書面辯護意見，包括程序、實體問題，引導承辦人員關注非法證據問題，改變對案件的看法，提高庭審辯論質量。
伴隨強制措施變更申請時，律師提交變更強制措施的辯護意見，說明理由，說服相關單位變更措施，為當事人爭取利益。
貫穿整個流程，辯護律師應根據不同階段事實和法律規定，提交充分恰當的書面辯護意見。這不僅是律師的責任，也是刑事辯護的核心，通過有效辯護意見的提交，律師能在各個階段為當事人爭取合法權益。

一、人民法院會參考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但是不一定會按人民檢察院的量刑建議來判刑。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的規定是，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并隨案移送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
二、認罪認罰是否屬于獨立的量刑情節
刑法第67條第1款、第2款、第3款分別規定了“自首”“準自首”與“坦白”。從內容看，實體中的自首制度，其核心內容基本上是認罪問題。這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罪”與坦白、自首之間的關系問題，成為試點中的一個新難題。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訂）雖然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予以立法化，但對認罪、認罰的內涵，尤其是認罪與刑法中的自首制度的關系，尚未予以明確。在此新情況下，關于認罪與自首制度的邏輯關系，仍有待進一步明確。
目前，理論界與實務部門對認罪認罰是否為獨立的量刑情節的看法不一。不乏有否定觀點認為，認罪認罰包含認罪、認罰的一系列情節，不是新的獨立的量刑情節。如此也意味著二者是重合的，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對量刑建議的公正性而言是不利的。同時，也有觀點認為，從規范形式看，認罪認罰和自首是兩項分別由實體法和程序法確立的、獨立的刑事法制度，彼此不可互相代替。認罪認罰應當是自首、坦白、當庭認罪之外的新獨立的量刑情節。但認罪認罰作為獨立的量刑情節，必然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特別是涉及刑法中自首規定的修改問題。對此，應當看到，認罪認罰從寬是我國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和程序，認罪認罰不能只表現為量刑從寬。應當依照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規定，依法進行審理和從寬處罰，理由為：一是認罪認罰和自首、坦白在量刑方面雖有重合和聯系，但認罪認罰應當是自首、坦白、認罪之外一個新的獨立的量刑情節。在自首、坦白、從輕或減輕的基礎上，應再給予適當從寬處罰，才能真正地體現激勵認罪認罰的積極性的訴訟立法本意，才能真正促使其悔罪。二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本意和內涵，不僅有實體效果，程序法意義更重要，是指以法律正當程序原理為根基，促使認罪服判，心服口服，實體公正與程序正義緊密結合，構成完整完美的司法民主程序。因此，從刑事一體化的角度看，認罪認罰不是自首制度的“翻版”。在此基礎上，關于認罪認罰的獨立量刑情節之屬性，最終需要通過修改刑法的方式予以明確。當前，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制度等方式予以釋明。
三、認罪認罰案件量刑預測的智能化探索
為了貫徹落實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深入推進量刑建議工作有效開展，今年4月28日，全國檢察機關“量刑建議精準化、規范化、智能化”網絡培訓舉行。要求各級檢察機關要切實提高對量刑建議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改變“重定罪、輕量刑”的傾向，高度重視量刑建議權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切實承擔在指控犯罪定罪和量刑中的主導責任，做好量刑建議工作。進一步修訂和完善量刑標準，修改完善量刑建議的程序規范，采取多種措施全面提升檢察官量刑建議的能力和水平。特別明確要求充分發揮大數據智能輔助系統的作用。大數據、智能化與檢察工作的深度結合與聯動，可以有效提升量刑建議的精準度與公正性。可以參考學習法院系統和專家學者開發的量刑輔助系統，適時組織研發可以普遍適用的量刑建議輔助系統。這明確提出了認罪認罰案件量刑智能化改革的探索方向。
認罪認罰案件與不認罪認罰案件的程序繁簡分流早已有之，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訂）予以規范化、正式化。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實施的背景下，認罪認罰案件將成為最主要的辦案對象。在自愿認罪認罰的前提下，定罪基本無爭議或已解決，主要通過程序予以確認，使量刑協商成為重中之重。如何科學進行量刑協商、精準提出量刑建議并使其具有正當性，是接下來的辦案中心。在新一輪的變革中，智能量刑預測應運而生，將成為認罪認罰辦案機制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司法機關正在自上而下開始探索智能預測量刑公正，一些互聯網企業也在同步推進該項工作。據悉，由廣東博維創遠科技有限公司研發與設計的“小包公”智能定罪與量刑系統，對于認罪認罰案件，具備強大的智能精準預測量刑功能，能夠更好地推進量刑規范化改革。該系統首創理論量刑預測和實際量刑分析“雙系統”，實現精準量刑預測。刑期預測過程實現實時刑期展示和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法律依據及指導案例、刑事審判參考等司法觀點的推送，彰顯強大的量刑預測說理過程。量刑規范化表格呈現量刑計算過程，充分考慮具體個案的法定情節、酌定情節與法官（檢察官）自由裁量權，助力量刑規范化與量刑建議的提出。而且，提供同地區類案智能推送及大數據可視化分析。目前，“小包公”智能定罪與量刑系統已在全國200多個法院、檢察院使用或試用，試運行效果良好。
四、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
（二）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
（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
法律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一條對于認罪認罰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時，一般應當采納人民檢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議，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者不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的；
（二）被告人違背意愿認罪認罰的；
（三）被告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的；
（四）起訴指控的罪名與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
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調整量刑建議。人民檢察院不調整量刑建議或者調整量刑建議后仍然明顯不當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

前田雅英的刑法觀點注重實質的犯罪論，他認為構成要件判斷應具有選擇法益侵害行為的機能，違法性的核心是對國民現實利益的侵害。他反對機械的解釋，主張從實質上把握責任非難的可能性，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判斷依據。他認為，刑罰的目的是通過國民規范意識來防止犯罪，故意犯罪的認識標準是喚起一般人的違法性意識。

前田的解釋論強調法律的現實適用，認識到判例的重要性。刑法理論并非直接實踐，而是通過影響司法實務間接作用于社會。他注重結論的適用效果，主張根據判例展開適應現實的解釋，分析問題時考量各種學說的實際影響。

在基本思想上，前田主張立足日本國情，反對盲目照搬西歐刑法。他提倡根據日本傳統和審判實踐經驗，建立符合人民認可的刑法理論。在司法實踐中，法官應成為“人民之聲”，從實質上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確保刑事司法的民主性。

前田支持目的刑論，認為刑罰制度應能提升人民生活，同時也承認“報應”作為設定刑罰上限的必要性。他的理論充分考慮了日本的社會現實和司法實踐，體現出對法律適用的深入理解和對國民福祉的關切。

擴展資料

前田雅英（まえだまさひで），1949年生于東京都。1968年錄取東京大學法學部，導師是平野龍一先生。1975年調往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任副教授，1988年晉升教授。他是日本刑法學少壯派中最年輕、最有成就的學者。他善于歸納問題，找出爭論的焦點，注重分析各種學說的合理性與存在的問題，得出較為完善的結論。他在犯罪論問題上是客觀主義者，在刑罰論問題上是目的刑論者，在處理具體問題上是功利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