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醫鬧，首先進行協商處理，其次，如果構成刑事案件的，將直接入刑。如果醫鬧威脅到醫務人員和患者的人身安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九十條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工作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多次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經行政處罰后仍不改正，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多次組織、資助他人非法聚集，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既要引導患者通過合法途徑表達訴求，也要讓違法者付出成本。正路暢通了，歪路堵上了，才能真正根治醫鬧
　　醫療糾紛頑疾，由來已久。病根兒不同，治法也不一樣。
　　就像天津的劉文海，認為自己站著進醫院，卻要坐輪椅回家，憑什么呀，這屬醫鬧的一部分。　
　　治這種“賴床”，反求諸己，醫方從自己做起，不失為正路：首先反思，正常的維權之路通不通？大路不通，人走歪路咱說起來也不硬氣。
　　在國外，醫療事故的處理，通常會走法律、保險等途徑。但在中國，患者總認為醫院處于強勢一方，維權渠道不暢通，維權成本太高，“告不如鬧”成了老百姓的普遍心理預期。
　　一場官司下來，程序繁瑣、周期漫長，得到的補償也許還沒有“鬧”來得多。“大鬧大賠、小鬧小賠、不鬧不賠”，在繁文縟節和給錢了事之間，后者成為民間的一種常態選擇。
　　從技術解決方案層面講，可逐步建立權威的醫療調解和仲裁機構。兩方博弈時，第三方的介入能給予較為公正的鑒定和判斷，消除患者對“醫醫相護”的擔憂，有利于患者維權。
　　在此前提下，就該想辦法杜絕“大鬧大得”的行為了。以鬧求利，損害的是公共利益。對于這種醫鬧，應堅決制止。
　　整治醫鬧，可從法律制度設計入手，同時兼顧到醫學科學局限性、醫療行業高風險性等行業特點，考慮建立醫療風險保險機制：醫院給醫生購買意外保險，如果出現醫療事故，保險公司根據責任程度對患者進行賠償。保險公司為了少付保單，一定會為厘清醫患責任不遺余力。醫生工作風險合理轉嫁，患者也能得到切實補償，一舉兩得。
　　總之，一方面要培養全社會尊重法律，依法維權的氛圍，引導患者通過合法途徑表達訴求；另一方面，堅決打擊“大鬧大得”的行為，讓違法者付出違法成本，正路暢通了，違法之路堵上了，才能真正根治醫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