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風險”（Moral Risk）是從金融學中引入、拓展并應用于社會而產生的一個倫理價值觀。它指的是一個人可以做出某些風險程度的決定，一旦出了問題卻讓別人承擔。在審計領域，審計道德風險可以表述為：審計師由于自身因素對財務做出不恰當、甚至不正確的評價及行為，即使引起損失，也不必完全承擔責任，或可能得到某種補償，這將“激勵”其傾向于風險較大的財務報告評價，以博取更大的收益。
引發審計道德風險的誘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信息不對稱、契約不完備的委托——代理關系、不正當競爭壓價和過低的法律責任軟化法律約束。
首先，信息不對稱誘發審計道德風險。在審計過程中，被審計單位往往比會計師事務所擁有更充分的會計信息。信息不對稱使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動機使得人有機會、也有積極性在交易中使用不正當的手段來謀取自身的利益，還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凸現“內部人交易”。這種行為是一種特殊的詐騙，利用了信息關系給被害人設置陷講或圈套。
其次，契約不完備的委托——代理關系誘發審計道德風險。在現代審計關系模式中，審計服務的“實際委托人”缺位，產生道德風險。此時審計的“實際委托人”是社會公眾，但由于審計結果具有外部性和公共品的特征以及實際委托人之間協商一致存在較高的交易成本，實際選擇并支付審計費用的人變成了被審計單位的管理當局。這明顯是買方市場。被審單位可以選擇自己滿意的審計師，而審計師卻沒有或很少有選擇委托人的實力，即使被審計單位需要高質量的審計，市場也缺少一種有效機制來區分不同質量的事務所。在各方的影響中，被審單位的選擇權是最直接影響到審計師是否有業務可做，是否有經濟利益可得。取悅被審計單位成為獲取審計合同的必然行為取向，審計道德風險就會產生于這種扭曲的委托——代理關系。
再次，不正當競爭壓價誘發審計道德風險。聘請會計師事務所的委托人將審計授權后，就喪失了對審計過程的實際控制或監督權力。審計師因受托擁有這些權力。審計受托人按事先合同約定執行審計并向委托人提供工作報告。若被審計單位的審計代理選擇權對審計師生存產生威脅時，審計師為了追求高質量的審計，其直接后果一是增加審計成本，在審計收費日漸降低趨勢下，增加成本只會降低收益；二是失去市場份額。作為有限理性“經濟人”，審計師或事務所必然會放棄更高層次的審計獨立性以及職業道德的追求。而且審計師和事務所由于不正當競爭性壓價，被迫接受與履行審計合約責任不相稱的收費條件后，其理性選擇就是通過簡化審計程序等偷懶方式以取得審計交易的均衡。這種低取費價值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為審計師和事務所道德風險的產生提供前提條件。
此外，過低的法律責任軟化法律約束，放大審計道德風險。我國審計環境中法律約束機制軟化，民事賠償機制不到位，監管力度弱等問題，導致審計師行為失當被發現概率不高，被起訴概率更低。即使被發現、被起訴，其處罰主要是以行政處罰為主，民事賠償的種種限制使賠償概率非常低，賠償金額嚴重不合理，對審計師和事務所的威懾作用不大甚至無效，反而放大了其道德風險的底線。這種低風險容易誘發新的道德風險。審計師可能會簽發一些嚴重失實的財務報告；或者出于法律上的考慮，對一些嚴重失實的財務報表只是追加一些語氣緩和的提示。更嚴重的情況是會計師事務所規模越大，其抗擊風險能力更大，越敢于對一些存在重大疑問的財務報表簽發較好的審計意見。
最后，有限責任公司制的缺陷，導致審計道德風險。在會計師事務所改制過程中，絕大多數事務所套用《公司法》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然而，公司制源于兩權分離，會計師事務所是兩權高度合一。這造成會計事務所組織形式上的兩難境地：一方面按合伙制運行，除了法規不配套外，由于轉軌時期市場風險高度不確定，事務所很難接受；另一方面采用公司制又沒能抓住公司治理結構要點。即使在有限責任制下按《公司法》來規范，審計師及事務所也容易違規。因為在這種制度下，事務所所有者只以其出資額為限承擔審計失敗的賠償責任。其結果一是若連規所得大于其違規成本，審計師就有積極性違規，出具虛假審計報告；二是注冊資本越低，審計師出現審計失敗時賠償越低，就越有可能采取有損于獨立審計公信的敗德行為，導致道德風險外部效益異常明顯。
審計的道德風險既有外部的誘因，又是一種內生變量。如果在研究和分析審計風險時把道德風險作為基本參數，這對如何約束防范審計道德風險的研究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在最初的豐臺法院一審判決中，依據的是《刑法》第236條第1款，對被告徐建的罪行作出了判處3年至10年有期徒刑的決定。該條款規定涉及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方式對婦女實施強奸的行為。然而，檢方在抗訴時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一審判決在法律適用上存在誤判，應該按照《刑法》第236條第3款第3項來定罪，即在公共場所公開強奸婦女的行為，應處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乃至死刑的嚴厲懲罰。

在二中院的終審判決中，法院對一審判決進行了糾正，確認了之前的法律適用錯誤，并最終依據《刑法》第236條第3款第3項的規定，對徐建的罪行做出了更為嚴謹和符合法律規定的判決。這次判決體現了司法機關對于此類嚴重犯罪的嚴懲態度，以及對于法律準確適用的堅持。

擴展資料

李蕊蕊，2009年8月3日進京上訪，8月4日在北京市豐臺區聚源賓館內，被強奸。12月11日，李蕊蕊被強奸案初審完畢，被告人徐建以強奸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并附帶民事賠償李蕊蕊經濟損失2300.9元。李蕊蕊對8年刑期表示認可，但賠償數額過低。在市二中院終審宣判。針對檢方抗訴意見，該院指出一審判決確實在援引法條方面出現錯誤，但鑒于對實體判決不產生實質影響，直接糾正。據此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強奸犯徐建終審獲刑8年。

違約金和損失賠償金在合同法和民事賠償中是可以并用的。
一、違約金的性質與功能
違約金是指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一方違約時應向對方支付的一定數額的金錢。它主要起到預防違約、制裁違約行為以及補償守約方因違約所受損失的作用。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如果一方違反了合同約定，守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
二、損失賠償金的性質與功能
損失賠償金則是指在違約行為發生后，守約方因違約所遭受的實際損失，由違約方進行賠償。它的主要功能是補償守約方因違約所遭受的實際經濟損失，使守約方恢復到合同正常履行時的狀態。
三、違約金與損失賠償金的并用
在實踐中，違約金和損失賠償金是可以并用的。一方面，違約金可以作為一種預防措施，通過約定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來減少違約行為的發生；另一方面，當違約行為實際發生時，守約方可以要求違約方支付損失賠償金，以彌補其因違約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同時，如果合同中約定了違約金，守約方還可以在要求支付損失賠償金的同時，要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違約金和損失賠償金可以并用，但在實際操作中應遵循公平、合理原則。違約金的數額應合理，不應過高或過低；同時，在計算損失賠償金時，應準確評估守約方因違約所遭受的實際損失，避免過度賠償或賠償不足的情況發生。
綜上所述：
違約金和損失賠償金在合同法和民事賠償中是可以并用的。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功能，違約金主要用于預防違約和制裁違約行為，而損失賠償金則主要用于補償守約方因違約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在實際操作中，應根據具體情況合理約定違約金數額，并準確評估損失賠償金，以實現公平、合理的賠償。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四條規定：
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造成對方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過違約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約可能造成的損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五條規定：
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